《大定府志》名列全国四部著名地方志之首

《大定府志》——“编纂之勤，采辑之博，选择之当，综核之精，以近代各志较之，惟严乐园之志汉中，冯鱼山之志孟县，李申耆之志凤台，或堪与此颉颃，其他则未能望其项背也。”（《致惺斋函》）“且此书之用，非独一郡所资。即措之天下，传之奕祀，莫不如契斯印。”（《<大定府志>序》）是谁将《大定府志》列全国四大地方名志之首，并对此书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？林则徐！林则徐的身份无需赘述，国人皆知。可是何人组织编修《大定府志》？谁为《大定府志》作序？林则徐又为什么会给予此书这样高的评价？还是让我们看看史料介绍吧！

据《毕节地区志·人物志》记载：黄宅中，字惺斋，号图南，山西河曲人，清道光进士，选翰林院。清道光二十五年（公元1845年）任大定知府。鉴于大定地处偏隅，少数民族多，声教不通，志乘残缺，乃取前知府鄱阳人王允浩于清乾隆十五年（公元1750年）主修的《志稿》作权舆，主修《大定府志》，延请湖南新化县廪膳生邹汉勋主纂。前后历经4年，终于修成60卷、60余万字的巨帙志书，对于府属州、县情况，一一记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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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时值大定知府黄宅中组织编修《大定府志》60卷完稿一年的时间，林则徐因旧病复发，于道光二十九年（公元1849年）秋，卸任云贵总督回乡养病，经过贵州。大定知府黄宅中赶到贵阳去拜见他，二人回顾以往、畅叙别情，依依惜别。临别时黄宅中送《大定府志》60卷请林则徐撰写序文，林则徐愉快接受。一个地方知府怎能请到曾是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写方志序？史料记载，他们之间有一段历史渊源。道光八年（公元1828年）至道光十年（公元1830年）间，黄宅中在林则徐的家乡侯官县（今闽侯）任知县，林则徐因父亲去世回家守墓，借此不能外出会客之际，潜心研究各地的地方志书。黄宅中便登门拜访林则徐。交谈中，林则徐发现黄宅中对地方志很感兴趣，也颇有见地，与他志趣相投，因而黄宅中受到林则徐器重。二十年后，黄宅中转任贵州大定知府，他又到贵阳拜访林则徐，两人重见格外亲切，畅谈离情别绪，论及撰写地方志问题，英雄所见略同，互为知己。林则徐欣然接受了黄宅中的请求。

林则徐作序，绝非那种文人捉刀、大官签名之序，而是自己研究其它地方志，认真阅读《大定府志》之后的心得体会。他在《大定府志序》中指出：“书成示余，且嘱为序。余受而读之，为卷凡六十，视旧稿奚翅增以倍蓰。其体例、门目，亦皆自抒胸臆，不相沿袭。乃每卷先标原撰名氏于前，而自署曰：‘重辑’。噫！此诚君子以虚受人，美不自炫；而实则重辑之功，什百于原撰，谓之‘创造’可也。夫王君八卷之稿，断手于乾隆十五年庚午（公元1750年），距今已百年矣。此百年中事，非旧稿所有也。且旧稿仅纪郡守亲辖之地，而各属皆未之及。君则于所属诸州、县一一载记，巨细靡遗。荒服瘠土，搜采纂难，而君竭数年精力，不使以阙漏终。一境地必溯其源；一名物必究其原；一措施必缕陈其得失。凡可以昭法守、示劝惩者，无不郑重揭之。且每事必详所出，不以己意为增损。”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，林则徐认为撰写地方志序要先熟读有关资料内容，还要阅读新志，翻检旧志，将两志内容比较，举出新志的优点等，在把握和弄通志书内容的情况下，才能动笔写序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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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情况是，林则徐在贵阳接受黄宅中请求之后，带着书稿继续前行，到达贵州东部的镇远后，在镇远弃岸登舟，继续东行。就在这泛舟途中，林则徐对《大定府志》“反复寻绎”，“深叹编纂之勤，采辑之博，抉择之当，综核之精”。在他看来，只有严如熤的《汉南续修府志》、冯敏昌的《孟县志》和李兆洛的《凤台县志》“或堪与此颉颃，其他则未能望及项背也”！可见林则徐不但对《大定府志》认真研究，还将它与全国著名地方志比较后才动笔写的序。所以，他在写完《大定府志》序寄给黄宅中的同时，又写一封有关地方志编写问题的书信给黄宅中，信文仅500字。他在信中对地方志编写的要求及如何搜寻志料等提出见解，主要是：一是肯定《大定府志》的价值，本文开头的那个评价就是他在信中写的。第二，提出为志书作序的己见。林则徐把序言看成全书的提纲，应该让读者阅后，即能领会全书的宗旨。这对当前修志工作颇有借鉴之处。林则徐还恐自己所作序言“未能洞澈窾要”，敦嘱“商榷补正”。第三，要重视刊本的校勘工作。林则徐在信中说：“现在本刊（指《大定府志》）未免尚多错字，须嘱细心者重校一过，逐加修改，更可以广流传矣。”第四，对入志人物的评论与采择，“胥视其人诚合于舆评之公，绝无以意为轩轾者”，即不要以个人的感情好恶来论定是非。足见他对《大定府志》之喜爱与重视。

林则徐研究全国地方志，但他一生从未给其它地方志撰写过序言，只有《大定府志》是唯一例外。林则徐给《大定府志》写了序言，足见《大定府志》在林则徐心目中的崇高地位。(高致贤)